江松

一场关于邻里纠纷的电视节目，究竟能为谁解决问题？一个在演播室里搭建的“圆桌会议”，能否影响到社区治理的日常逻辑？在面对面协商越来越少、网络表达愈加发达的当下，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：媒体在基层治理中还能做些什么？

吕永峰博士的新著《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：实践逻辑与路径研究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）以翔实的案例、缜密的结构与深切的现实关怀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这本书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极具可行性的共识机制——把“电视”重新变为“共议平台”，把“传播”重新定义为“公共服务”。

该书的基本观点清晰而坚定：真正的公共传播，不在于媒体自上而下的“代表发声”，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多元对话、平等表达、协商解决的制度性平台。“电视问政”虽然揭露问题迅猛，却缺少了协商的味道；而“电视商议”则主张问题各方“面对面、讲道理、找办法”。

这一点在《向前一步》《我们圆桌会》等电视节目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比如，《我们圆桌会》在化解“学区路段交通拥堵”问题时，组织了交警、家长、学校、街道等多方参与者同场协商，不是喊口号，而是彼此换位思考；不是求一刀切的政策，而是寻找“多数人都能接受”的最大公约数。

这正是吕永峰在书中所主张的“治理不是支配，而是协商；传播不是表演，而是制度”。而这背后的核心，是对“人民”二字的真正尊重。不是用电视替群众说话，而是用电视“让群众说话”。

书中提出的“电视商议五维模型”——即空间建构、主体组织、议题确认、互动规范、共识达成——正是对公共议事流程的系统化再设计。它不仅是一套节目策划思路，更是一种基层治理工具包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不是专家主导型的“精英协商”，而是群众参与型的“生活商议”。节目现场既有街坊邻居，也有环卫工人、退休老兵、个体商贩，他们是对话中的“行动者”。

本书更深层的贡献，是其对中国社会“协商文化”的再唤醒。协商，不是西方的“舶来品”，而是中华文化自古有之的治理智慧。从“众人商量事好办”到“有事好商量、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”，这种精神贯穿中国基层组织的千年传统。

在此基础上，吕永峰强调：“电视商议的本质，是一种媒介制度实验，是将协商嵌入公共传播流程的治理重构。”这使得本书不仅属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，更跨界连接了政治学、社会学、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。

作者还特别强调了节目可持续机制设计问题，包括协商达成后政策跟进、执行监督、后期回访、公众反馈机制等，使得电视节目从“单点叙事”变为“多点闭环”，真正实现“播出即落实”的行动逻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多次提到社区治理、行业改革、职工权益等主题，尤其关注工人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表达困境与协商困境。

《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》是一本“写给所有人”的书。它既写给媒体人，让他们看到媒介的公共使命；也写给治理者，让他们意识到制度沟通的力量；更写给千千万万个普通人，让我们知道“公共生活可以协商，社会事务可以参与”。